1938年蒋介石密令焚毁长沙为什么日军还没接近大火就烧起来了

　　“警卫员邱南章起来一看，城内已是满天红光，马上咚咚咚跑到楼上来报告：‘参谋长，参谋长，大火烧来了！’我一看，火都烧到我们房子了，就喊快救火。说着我走下了楼，到外面一看，满天红光，赶快跑回楼上找恩来同志……我们沿着他指的方向，一直跑到湘江边，沿着江边一直走，走到天亮，长沙的大火还在烧，噼里啪啦的响。我们好容易脱离了火海，当天撤到了湘潭。”

　　这是叶剑英元帅对长沙大火的回忆，1938年11月13日凌晨，因为蒋介石提出的焦土抗战政策，长沙市区发生大火，最终变得不可控制，造成30000多市民丧生，全城90%以上的建筑物被付之一炬。而大火发生时，叶剑英和周恩来都身处长沙。

　　长沙大火也被称为“文夕大火”，因为11月12日所发的电报代码是“文”，火灾发生在夜晚，便有了这样的称呼。

　　长沙自古以来就是南方地区的一个交通节点，被称为“荆豫唇齿，黔粤咽喉。”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，特别是随着日军沿长江一线不断加深对内地的侵略，长沙便成为了一个极为关键的物资流转地，将后方的物资不断转运向前线，同时也承接着沿海的学校和工厂内迁工作，更是难民的一个临时安置中心。

　　1938年，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个年头，十月底，中国投入110万军队的武汉会战宣告失败，原本停留在武汉的机关、工厂、学校和难民不得不又开始迁徙。短时间之内，大量的人口涌入了长沙，使得长沙在短时间之内人口就从30万涨到了50万。

　　虽然此时已经在延安发表了《论持久战》，批驳了“论”和“速胜论”，但武汉会战的失败还是不可避免地为国民政府蒙上了一层阴影，一股消极的情绪在国民政府内部蔓延。

　　部分高层将领早就认识到，对日本人的侵略必须予以反击，早在1933年，李宗仁就发表了《焦土抗战论》一文，正式表达自己完全抗日的主张。

　　1936年4月，此时的蒋介石还在进行对红军的围剿，身在广州的李宗仁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提出：“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，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，亦不屈服之决心，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。”

　　焦土政策并非没有先例，1812年，拿破仑率领50万法军进攻俄罗斯，兵不血刃地进入了莫斯科，然而莫斯科早就空无一人，就在法军进驻的第三天晚上，俄军统帅库图佐夫下令在莫斯科城内四处放火，熊熊大火之下，法军无法立足，不得不开始撤退。在沿途俄军的侵袭和寒冬的困扰之下，最后只有两万多法军成功撤回，一般来说，我们把兵败莫斯科作为拿破仑失败的重要因素。

　　攻占武汉的日军没有止步，随即开始向长沙进军，11月8日，日军进入了湘北，9日、11日，临湘、岳阳相继失守，日军抵达新墙河，与开始对峙，而这里，距离长沙仅仅130公里。

　　蒋介石早就十分焦虑，11月7日时，他乘坐飞机到达长沙，在何健公馆召开军事会议，参加会议的有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、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、参谋总长何应钦、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、湖南省主席张治中，以及几个集团军的司令。

　　在会议上，蒋介石强调，中国对日作战，是弱国向强国的战争，胜利决不是空间上的争夺，而是由时间上的持久来决定。坚守要点时要以死守的准备和决心，来延长坚守的时间，扩大敌人的消耗，增强自己的力量。日军沿长江仰攻重庆，首先就要在时间上拖垮敌人，长沙位于武汉、广州之间，正处于南北夹攻之下，易守难攻，因此，不能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，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。

　　1938年10月，九江沦陷之后，囤积在九江的物资全部被日本人所占据，物资充裕程度不仅使得日军的实力得以恢复，还让日军拿出来一部分物资来安抚城内的百姓，收买人心。因此，戴笠便向蒋介石打报告，称：“实因由我党政军警，对政府坚壁清野、焦土抗战之政策，未能贯彻实行，以致资敌利用也”。

　　在开会的时候，蒋介石还责备陈诚为什么没有烧掉武汉，本来蒋介石密电陈诚，命令他在武汉沦陷时烧毁武汉的水陆码头、机场等重要设施，但是走漏了消息，武汉各界哗然，官绅们纷纷，最后放火烧城不了了之。

　　接着，蒋介石又询问张治中，长沙该怎么办？张治中无言以对，蒋介石也没等他回答，便直接说到：“不要迟疑，烧掉就是。”

　　全面抗日战争才打了一年多时间，节节败退，国土沦陷，而长沙，正处在日军的进攻路线上，军界高层一致认为日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将是长沙。

　　于是，在武汉沦陷后不久，湖南省政府就开始动员长沙市民进行疏散，准备将省政府机关前往沅陵，长沙市政府则迁往邵阳。

　　大敌当前，长沙市民对的战斗力心里都有数，加上进入十一月份之后，日军的飞机开始对长沙进行轰炸，早有预见的民众早就逃出了长沙城。而当官方开始动员的时候，长沙的民众便纷纷出逃，城区人口由50万锐减至数万人，以至于到11月12日官方举办孙中山诞辰的纪念活动时，大街上都没有几个人，市政府策划的万人火炬大，只勉勉强强凑到了300人。

　　11日，岳阳沦陷，日军撕开了长沙的北方门户，蒋介石在这一天乘飞机离开了长沙。第二天，蒋介石向张治中下达了密电：“长沙如失陷，务将全城焚毁，望事前妥密准备，勿误！”

　　接到密电的张治中开始焚城的准备，他立即召集警备司令酆悌、参谋处长许权、省保安处长徐权开会，在会议上，安排了放火的事宜，命令酆悌主办，许权作为副手协助。

　　当天下午，酆悌等人便做好了焚城的计划，对焚城的全过程，对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，对起火的命令、信号和秩序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。计划警备团以天心阁为中心，逐渐向中山马路延伸火点，社训总队从圣经学校开始，逐渐向中山马路延伸火点。

　　此时的长沙人都快跑光了，城内的出现了大批逃亡现象，一队巡逻的逃走之后，另一队负责去找他们的也跑了，而各处机关也基本都走的差不多了。

　　此时的长沙城已经陷入了惶恐之中，流言四起，各种各样的传言不绝于耳，说是平江已经被日军攻占、日军的骑兵出现在浏阳……

　　此时，一个流言在长沙城内传播开来，“日军打到了新河。”后来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个译电员误将“新墙河”写成了“新河”。

　　新墙河距离长沙130公里，而新河就在长沙的近郊，距离城区只有4公里。慌慌张张的放火队不顾一切地将油料泼在民房的屋顶上，整个长沙都陷入了莫大的恐惧之中。

　　13日凌晨两点，南门的伤兵医院附近起火，许权得知之后判断这是意外起火，并不在放火计划之内，但是在一刻钟之内，南门又有三处火起。

　　许权立刻打电话联系局局长文重孚，要求文重孚派遣消防员组织灭火。但是文重孚已经无人可派，和消防员早都跑光了，只有他一个人坐在局。并且，即便是有人在也起不了作用，因为按照安排，消防水车中早就换成了引火的汽油。

　　许权又向前线的关麟征打电话询问，得知日军距离长沙还非常远，又分别向酆悌、张治中打电话，但是电话死活接不通。就在他打电话的这段时间内，城内又有几处地方起火，天心阁也起火，其他地方的士兵以为是起火信号，便一边放火一边敲门赶人，局势开始失控了。

　　叶剑英和周恩来作为党方面的代表，此时正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休息，发现火起的时候，还打算组织救火，但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，便跑出了长沙城，在当地人的指引下，沿着湘江到达了湘潭。

　　长沙的大火直到五天五夜之后才自己熄灭，有30000多人葬身火海，全城90%以上统记5.6万余栋的房屋被焚毁，经济损失达到了10多亿元，相当于当时长沙经济总值的43%。

　　长沙曾经是中国的四大米市，大火过后，约190万石粮食被烧成焦炭，190多家碾米厂和粮店只有12家半幸存。原本十分兴旺的湘绣也因为大火断了传承，无数珍贵的绣品和画稿伴随着铺房灰飞烟灭。

　　长沙原本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唯一一座没有迁过址的古城，文物古迹非常丰富，但是这场大火，使得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和地面文物付之一炬，长沙的文化传承也因此中断。

　　有一个老太太，行动不便，情急之下爬进了一个大水缸，等到人们发现的时候已经煮熟了。伤兵医院里行动不便的士兵在大火中无路可逃，有的在乞求放火队的开枪打死自己，有的直接拿着配枪自尽。

　　郭沫若回忆到：“一街都是火海，一街都是人海，一街都是车海……沿途的情景真是惨目。公路上拥塞着逃难的人，拖儿带女，扛箱抬柜，哭的，叫的，骂的，裹着被条的，背着老年人的，背着伤着的，怀着胎的，士兵，难民，杂乱成一片。”

　　湘江沿岸挤满了从火海中逃生的人群，他们争先恐后地想要渡过湘江，发生了很严重的踩踏事故，更多的是跳入水中的，黑夜中的江水难测，等到天亮的时候，湘江水面上漂浮着一具具尸体。

　　郭沫若后来回忆到：“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，映红了整个夜空，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，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，顿足捶胸的，望着大火发呆的，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，……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，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。……车至城郊关帝庙前，极目远望，根本不见长沙踪影，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，显然火势还在蔓延。”

　　第二天，中央社发表短评，称大火是按照既定计划，诱敌深入，方面主动毁城，“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”。

　　这场大火震惊中外，各家报社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，《中央日报》发表社论称：“长沙近30年来，物质、人力欣欣向荣。全国都市中，充实富庶，长沙当居首要。百年缔造，可怜一炬。”

　　日本则是大喜过望，因为武汉会战以来，日军已经连续作战数月，疲惫不堪，并且战线拉的太长，补给跟不上，所以暂时没有攻打长沙的计划。现在主动放火焚城，真的是意外之喜。于是日本人便派出飞机在长沙城上空拍照，在广播和报纸上借机嘲讽。

　　这下民众便得知长沙还没有失守，甚至日本人还离长沙很远的时候，就开始放火，自己人烧自己人，各界人士纷纷发电报给国民政府，要求严惩责任人。

　　面对汹汹，蒋介石不敢怠慢，他亲自赶往长沙进行视察，并着令对责任人进行追究。最终，警备司令酆悌、局长文重孚、保安团长徐昆三人被枪毙，湖南省主席张自忠革职留任，保安处长徐权革职查办，参谋处长许权通缉查办。

　　但是民众并不满意，他们认为张治中才是罪魁祸首，并专门写了一副对联：“治绩何在？两大方案一把火。中心何忍？三个人头万古怨。横批：张惶失措。”第一个字都连起来，便是张治中的名字。

　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有四个城市在战火中遭到了毁灭性破坏，分别是斯大林格勒、广岛、长崎，以及中国的长沙。

　　斯大林格勒是因为苏德双方分别向城区投入了数以百万的兵力，进行了长达五个月的残酷巷战，广岛和长崎自不必多说，被美国人分别投了一枚，而长沙，是这四个中唯一一个被烧毁的，而且放火的还是自己人。

　　文夕大火是彻彻底底地人祸，说到底，还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畏敌如虎，武汉会战之后便丧失了与日军正面决战的信心，认为凭借的实力，根本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，不相信长沙能守住，便抛出了“焦土抗战”的决策，将长沙付之一炬。而文夕大火也和花园口决堤、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为抗战三大惨案。

　　面对强大的敌人，进行坚壁清野本身就是无奈之举，也无可指摘，但是敌军还没来，反倒是自己乱了阵脚，自己放火把自己烧了。并且焚毁长沙使得在防御日军时没有一个稳固的后方，即便是退入城中进行巷战，也很难找到坚固的掩体。

　　虽然在薛岳的指挥下，赢得了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，但是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，在1944年6月19日，长沙还是沦陷了，如果深究起来的话，文夕大火也是造成长沙沦陷的原因之一。